括好，它不仅抓住了故事的全部，也使故事上升到了激动人心的“高度”。
多么激动人心啊，旧社会使人变成鬼，新社会使鬼变成人。我在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中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喜儿，她绷直了双腿，在半空中一连劈了好几个叉，那是心花怒放的姿态，感人至深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是“剧终”。
但是，“高度”是多么令人遗憾，有一个“八卦”的、婆婆妈妈的，却又是必然的问题《白毛女》轻而易举地回避了：喜儿和大春最后怎么了？他们到底好了没有？喜儿还能不能在大春的面前劈叉？大春面对喜儿劈叉的大腿，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
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。是“人”就必然会有“人”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在“高处”，不在天上，它在地上。关于“人”的问题，有的人会选择回避，有的人却选择面对。
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之所以不是英国版的、资产阶级版的《白毛女》，说白了，哈代选择了面对。哈代不肯把小说当作魔术：它没有让人变成鬼，也没有让鬼变成人，——它一上来就抓住了人的“问题”，从头到尾。
人的什么问题？人的忠诚，人的罪恶，人的宽恕。
我要说，仅仅是人的忠诚、人的罪恶、人的宽恕依然是浅表的，人的忠诚、罪恶和宽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压力，它仅仅就是一个“高级”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“低级”的问题。对艺术家来说，只有“低级”的问题才是大问题，道理很简单，“高级”的问题是留给伟人的，伟人很少。“低级”的问题则属于我们“芸芸众生”，它是普世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去，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伟人。苔丝的压力是钱。和喜儿一样，和刘姥姥一样，和拉斯蒂尼一样，和德米特里一样。为了钱，苔丝要走亲戚，故事开始了，由此不可收拾。
苔丝在出场的时候其实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，这个美丽的、单纯的、“闷骚”的“刘姥姥”到荣国府“打秋风”去了。“打秋风”向来不容易。我现在就要说到《红楼梦》里去了，我认为我们的“红学家”对刘姥姥这个人的关注是不够的，我以为刘姥姥这个形象是《红楼梦》最成功的形象之一。“黄学家”可以忽视她，“绿学家”也可以忽视她，但是，“红学家”不应该。刘姥姥是一个智者，除了对“大秤砣”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有所隔阂，她一直是一个明白人，所谓明白人，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。刘姥姥不只是一个明白人，她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——《红楼梦》里反反复复地写她老人家拽板儿